第63章 认识之路
一、原文
笛卡儿的睿智之处在于他将精神(即cogito“我思”)首先视为一种“在”,笛卡儿的无奈之处在于他用以证明“在”的根据又只有这个“思”本身(即“在”仅指“cogito”在)。前者使精神成为纯客体,后者使精神成为纯主体,这就是令精神呈现为主客无分的佯谬存态之原因。
然而,如何才能够超然于精神之外或精神之上来把握和俯瞰一切存在呢?
此一尝试由来久矣。
早在古希腊埃利亚学派诞生之初,巴门尼德就曾借正义女神之口指出了三条“认识之路”,恰好与上章之A、B、C三种情形遥相呼应:
第一条路是:“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可注释如下:无论感知是否能够认识存在,存在自必存在;或者说,不是认识了存在才有存在,而是有了存在才需要确证认识。不过此刻所谓的“存在”不以认识为前提,因而只是一个武断。
第二条路是:“存在者不存在,非存在必然存在”;可注释如下:无论存在是否存在,感知造就了唯一的存在表象,如果把这种意识化了的表象视为非存在,则非存在才是可证明的存在。不过这里所谓的“非存在”仅以认识为前提,却没有对“认识”本身加以认识,即尚缺乏充分的理由判定“非存在”本身的性质以及它与“存在”的异同,因而也是一个武断。
第三条路是:“存在和非存在同一又不同一”。可注释如下:既然存在与非存在可能都存在着,且相互关联而又不能被统合为一种东西,则舍此没有其他出路。不过这条出路以上述两项武断为前提,因而不免仍是一个武断,而且是建立在武断之上的武断。
结果,只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
巴门尼德认定第一条路是“真理之路”,却无“理”可言(“理”指派生于感知的逻辑);
认定第二条路是“意见之路”,却无“真”可言(“真”指与感知无关的本在);
认定第三条路是由于普通人的理智“误入歧途”所致,但却似乎是唯一既含“真”又含“理”的认知法门(只是“真”与“理”的关系无法得到证明)。
如此尴尬的局面,岂不令哲学无地自容?
曾几何时,正义女神的启示竟成为数千年来哲学状态的谶言。
【有史为证:唯物主义在第一条路上目不斜视地挺进(它的典型代表主要在哲学史的初期阶段,大致以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时代为鼎盛期,而以培根、洛克、费尔巴哈等为尾声);
唯心主义在第二条路上小心谨慎地求证(它的典型代表主要在哲学史的中期阶段,大约可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算起直到贝克莱为止);
大凡想弥合对立两派者则只好在第三条路上蹒跚举步(它的典型代表主要在哲学史的近期,大约始于笛卡儿,历经休谟、康德、黑格尔,至逻辑实证论及存在主义为迄)。
一望而知,这三条路恰恰反映出精神存在的自性封闭状态,以及为打破这种自闭而寻求出路的徒劳无功。】
二、解读
1. 笛卡尔佯谬再探:精神的主客一体困境
本章开篇重申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所揭示的困境。作者认为,笛卡尔的睿智在于将“我思”(精神活动)视为一种“在”(存在),但其无奈在于证明这种“在”的根据又只能是“思”本身。这导致精神呈现出一种**既是纯粹客体(作为一种被思考的“在”)又是纯粹主体(作为进行思考并确证自身的“思”)**的、主客界限模糊的“佯谬存态”。这一困境引出了核心问题:我们如何能够超越精神自身的限制去把握和俯瞰一切存在?
2. 巴门尼德三条“认识之路”的引入
作者指出,超越精神局限的尝试古已有之,并以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借女神之口提出的三条“认识之路”为例,认为这三条路恰好与上一章讨论的精神与他在关系的三种情形(A客观性,B主观性,C主客佯谬)遥相呼应,预示了哲学认识的基本困境。
3. 第一条路(唯物论原型):“存在”的真理与武断
巴门尼德的第一条路是“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作者将其诠释为:客观存在(本体)独立于、并优先于人的认识。不是认识了才有存在,而是存在了才需要认识去确证。这似乎把握了某种“真”(指独立于感知的本在)。然而,作者批判道,由于这条路上的“存在”并不以认识为前提,缺乏来自感知或逻辑的证明,因此它本质上是一个未经证实的、独断的设定(“武断”),缺乏可言说的“理”(指派生于感知的逻辑)。这可以看作是朴素唯物论或实在论的原型。
4. 第二条路(唯心论原型):“非存在”(表象)的意见与武断
第二条路是“存在者不存在,非存在必然存在”。作者将其诠释为:唯一可被我们确证和把握的,是感知或意识所造就的存在表象(“非存在”)。客观本体是否存在不可知,只有主观表象是唯一可证明的存在。这似乎把握了某种“理”(指在感知和逻辑内部可以言说和证明)。然而,作者批判道,这条路仅仅以认识(主观表象)为前提,却没有对认识本身进行反思和认识,无法判定这种“非存在”(表象)的性质及其与真正“存在”(本体)的关系,因此同样是一个未经充分论证的“武断”,缺乏客观的“真”。这可以看作是唯心论或现象主义的原型。
5. 第三条路(综合尝试原型):含“真”含“理”的双重武断
第三条路是“存在和非存在同一又不同一”。作者将其诠释为:既然前两条路各自片面且都是武断的设定,那么唯一剩下的选择似乎是承认两者(本体与表象,或存在与非存在)既相互关联(同一)又不能完全等同(不同一)。这条路看似包含了“真”(承认有本体)和“理”(承认表象的可言说性)。但作者严厉批判道,由于它建立在前两个“武断”的前提之上,因此它本身是一个“建立在武断之上的武断”,并未真正解决问题,只是对困境的一种调和性描述。这可以看作是历史上种种试图综合唯物与唯心、调和主客关系的哲学尝试的原型。
6. 巴门尼德的尴尬及其谶言意义
作者指出巴门尼德自身对这三条路的评价所造成的“尴尬局面”:真理之路无理可言,意见之路无真可言,而被视为凡人歧途的第三条路反倒似乎是唯一包含真与理的法门,但其真理关系又无法证明。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作者认为,不幸地成为了预示(“谶言”)此后数千年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基本状态的写照。
7. 三条路对应哲学史主流及其评价
作者明确地将这三条认识之路映射到西方哲学史的主要流派及其大致阶段:
第一条路:对应唯物主义,鼎盛于古希腊自然哲学,式微于近代早期(培根、洛克等)。
第二条路:对应唯心主义,兴起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延续至近代(贝克莱等)。
第三条路:对应试图弥合对立的综合派,主要在近代以后(始于笛卡儿,经休谟、康德、黑格尔,直至逻辑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等)。
8. 结论:哲学史反映精神自闭与突围徒劳
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西方哲学史上沿着这三条路径进行的种种探索,恰恰整体上反映了“精神存在”本身所固有的“自性封闭状态”(即无法超越自身去把握绝对真理或本体),以及在这种封闭状态下试图寻求突破(找到最终答案或出路)的努力最终都是“徒劳无功”的。这为《物演通论》后续(卷二)对精神现象本身进行深入分析,并试图提供一种新的(基于物演论的)出路埋下了伏笔。
三、有何深刻
1. 以巴门尼德“三条路”贯通古今哲学困境
本章深刻之处在于,它创造性地将古希腊巴门尼德提出的三条“认识之路”,与作者在前几章分析的近代以来(尤其是笛卡尔之后)哲学面临的主客关系、心物关系的困境(客观性A、主观性B、综合尝试C)进行类比和贯通。这不仅为巴门尼德的古老论断赋予了全新的现代意义,也深刻地揭示了作者眼中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核心问题上可能一直面临着结构相似的、难以摆脱的基本困境。
2. 对传统哲学三大路径根基“武断性”的深刻揭示
通过逐一分析巴门尼德的三条道路(并将其映射到哲学史流派),作者深刻地指出,无论是强调客观存在的“真理之路”(唯物论原型)、强调主观表象的“意见之路”(唯心论原型)、还是试图调和两者的“第三条路”(综合派原型),它们最终都建立在某种未经证明或无法证明的“武断”(Arbitrary Assertion/Premise)之上。这种对所有传统哲学基本出发点(无论是本体论优先还是认识论优先)的根本性“武断”性质的揭示,是极其深刻的哲学批判。
3. “真”“理”分离:哲学尴尬局面的深刻诊断
作者将巴门尼德的困境总结为“真理之路”无“理”可言(缺乏逻辑/感知基础)、“意见之路”无“真”可言(缺乏客观实在性),而综合之路虽看似含“真”含“理”,其关系却无法证明。这一“真(客观实在)”与“理(主观逻辑/感知)”无法统一的“尴尬局面”,被作者视为西方哲学长期存在的核心悲剧或困境,并具有“谶言”般的预示性。这种诊断深刻地触及了知识的确定性、真理的标准以及主客观关系等根本哲学难题。
4. 以“精神自闭”框架重述西方哲学史的宏大叙事
将整个西方哲学史的主流发展(唯物主义 -> 唯心主义 -> 综合尝试)概括并重述为依循巴门尼德三条路演进的过程,并最终将其统一归因于“精神存在的自性封闭状态”以及试图突破这种封闭的“徒劳无功”,这提供了一个极其宏大、高度概括但也极具冲击力的哲学史叙事。深刻之处在于,它试图为纷繁复杂的哲学史提供一个单一的、内在的(基于精神本体论限制的)解释逻辑。
5. 为自身理论(物演通论)的必要性进行铺垫
通过论证传统哲学三条主要路径的“武断性”和“徒劳性”,本章深刻地为其自身理论(《物演通论》所主张的、优先处理纵向衍存关系的第四条道路)的出场进行了有力的铺垫和辩护。它暗示,只有跳出这三条传统路径所代表的“精神自闭”困境,采取一种全新的(物演论的)视角,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哲学面临的根本难题。这赋予了作者理论一种历史必然性和方法论上的优越性(在其自身的叙事逻辑中)。
四、有何批判
1. 对巴门尼德思想解读的准确性与时代错置风险
本章将巴门尼德的三条“认识之路”直接与后世的唯物论、唯心论、综合派相对应,并用《物演通论》的术语(如“真”指本体,“理”指逻辑/感知)进行诠释。这种解读是否准确反映了巴门尼德在古希腊哲学背景下的原意,是值得怀疑的。巴门尼德更侧重于基于逻辑(存在与非存在的逻辑不容性)的形而上学论证,而非直接讨论认识论中的主客关系或感知问题。将后世哲学流派的分类和作者自身的概念框架投射到巴门尼德身上,可能存在时代错置(Anachronism)和过度解读的风险。
2. 将哲学基本立场判为“武断”的公允性质疑
作者将坚持客观存在(第一条路)和坚持主观表象(第二条路)的哲学基本出发点都判为“武断”,理由是它们缺乏来自对方的证明。这种评判标准是否公允?任何哲学体系都必然有其逻辑起点或基本预设,这些起点本身往往难以在体系之外得到绝对证明。简单地将其斥为“武断”,可能低估了这些哲学立场背后的复杂论证(如实在论对常识的诉诸,唯心论对怀疑论的回应等),并回避了与之进行实质性辩驳。同时,这也引出对其自身理论起点(递弱代偿)是否也存在“武断性”的疑问。
3. 对西方哲学史的概括过于简化和线性化
将数千年复杂多元的西方哲学史,简单地概括为沿着巴门尼德三条路(唯物 -> 唯心 -> 综合)依次展开的线性进程,是一种极其粗糙的简化。哲学史的发展充满了分支、反复、内部争论、范式转换以及对完全不同问题的关注(如伦理、政治、语言等)。这种单一线索的宏大叙事忽略了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选择的代表人物和阶段划分也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和可争议性。
4. 判定整个哲学史“徒劳无功”可能过于极端
基于“精神自闭”的判断,得出西方哲学(在突破这一自闭方面)的努力基本“徒劳无功”的结论,这可能过于极端和悲观。即便未能完全解决作者所设定的“终极问题”(如突破精神自闭、统一主客),哲学史上的各种理论也在逻辑分析、概念辨析、伦理反思、知识界定、科学方法论探讨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成就,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完全以“是否突破自闭”为唯一标准来判定其价值,可能抹杀了哲学在其他方面的贡献和意义。
5. “精神自闭状态”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与论证
“精神存在的自性封闭状态”是本章用来解释哲学史困境的核心概念。然而,这个“封闭状态”的具体含义、程度、以及它如何必然导致哲学只能在三条“武断”路径中循环往复,其论证过程并不充分。精神在何种意义上是绝对“封闭”的?它与外部世界(或“在”)的联系究竟是怎样的(如果不是反映论)?这个核心诊断本身需要更清晰的界定和更强的论证支持。
6. 为自身理论出场铺路的修辞策略
本章通过对整个西方哲学史主流路径的批判性梳理和“失败”诊断,客观上起到了为《物演通论》自身理论(作为克服困境的新路径)的出场扫清障碍、奠定其必要性和优越性的作用。这种论述策略虽然有力,但也可能使其对历史的评价带有服务于当前理论建构的倾向,其客观性和公允性需要读者加以审慎评估。读者需要警惕这种以历史叙事来支撑特定哲学主张的修辞手法。
五、作者评价 (Jinspire手写)
总而言之就是这仨方法的认识论都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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