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精神之渊源

一、原文

物质的感应状态与物质的运动状态密切相关，或者说，物质的依存状态与物质的自存状态密切相关。

自主（即自为）的自存即为“自我”存态，非自主（即自在）的自存即为“无我”存态，而“自我存态”正是“无我存态”的弱化赓续，一如“某物的自存”正是“物类的通存”的残态体现。

【人道之“自私”是天道之“自弱”的物性表达，人道之“无私”是天道之“自残”的物性表达。就“存在之道”而言，人与物的本性全然出自同一规定。

所以，朱熹将物的“所以然之故”与人的“所以然之则”同归于主宰着“天下之物”的“太极”（见《大学或问》及《朱子语类》），虽属粗浅的猜测，却见其直觉之深刻；而刘禹锡所谓“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论》），虽然距离沟通天道（即存在性）的“强弱”与人道（即弱存者）的“是非”已近在咫尺，却终于失之远矣。】

既然感应性的发展是为了追逐自存的条件，则当某类存在者业已迷失于过度繁多的依赖条件或条件载体之中时，相应程度的能动性就会代偿性地发生，借以改变被动的遭遇条件为主动的追寻条件，从而力求提高或恢复迎合自身存在条件的概率。

即是说，能动性是在依赖条件量过度膨胀以及与迎合所需条件的机遇呈反比减缩的情况下不得不发展出来的属性代偿。前生命物质的被动运动如光子的波动或分子的布朗运动等等，是其自存条件比较简单亦即存在度较高的表征之一；而生命物质的主动运动，即所谓的“能动性”，是其自存条件比较复杂以及存在度趋于低下的表征之一。

故此，在生物进化的序列上，物种能动性的增强倾向其实表达着物种存在度或生存度的减弱趋势，虽然在进化论的表浅理解中它反而成了生存能力或生存适应性增高的证明。看来，诸如“能力”、“适应性”之类的观念原本就是一些浮泛的表象，它非但不能揭示生命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反而掩蔽了生命存在的自然本质。

——是为能动性之扩张趋势。

能动性的同义转化概念就是“自由”，可见“自由”首先具有某种自然哲学的意义，如果设定一个不受社会偶然因素干扰的理想自由度，则生物的自由度必与生物的生存度成反比。由此也提示，自由化了的存在物自需某种形式的结构化组织来代偿其动荡不宁的失位态势，因为自由化正是残弱化的现象形态。

二、解读

1. 从“感应”到“运动”：“自我”与“无我”存态的界定

本章首先将上一章讨论的“感应状态”（物质相互依存、感知响应）与“运动状态”（物质自我存续、活动表现）联系起来，指出两者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定义了两种基本的“自存”状态：与“自主”（或“自为”，Being-for-itself）相对应的“自我存态”（具有能动性、主体意识的状态），以及与“非自主”（或“自在”，Being-in-itself）相对应的“无我存态”（缺乏主体性、自然而然的状态）。核心观点是，“自我存态”并非一种更高级或独立的状态，而是“无我存态”在演化过程中弱化了的延续（“弱化赓续”），正如具体事物的存在（“某物的自存”）是其所属普遍类别存在（“物类的通存”）的一种不完整的残态体现。

2. 人道伦理与天道物理的同源性初探

作者大胆地将人类伦理层面的概念与《物演通论》的物理/本体论原理直接关联：人道之“自私”被视为天道（自然演化法则）之“自弱”（存在度降低）的物性表达；人道之“无私”（通常指牺牲个体融入集体或更高原则）被视为天道之“自残”（个体不完整、依赖整体）的物性表达。结论是，无论人还是物，其本性都源自同一宇宙规定。作者借此评论了朱熹（肯定其直觉深刻）和刘禹锡（惋惜其未能彻底沟通天人），试图说明其理论能够真正打通天道与人道。

3. “能动性”的起源：过度依赖的代偿性反应

本章的核心论证之一是关于“能动性”（Agency/Activity）的起源。作者认为，随着存在者（尤其到生命阶段）所需依赖的生存条件变得“过度繁多”，仅仅被动地“感应”已不足以保证生存。此时，一种相应程度的“能动性”就会代偿性地发生。其目的是将生存策略从“被动地遭遇条件”转变为“主动地追寻条件”，以提高满足自身众多存在条件的概率。因此，“能动性”是在依赖性极度膨胀、被动满足条件的机遇又大大缩减的情况下，不得不发展出来的属性补偿。

4. 能动性增强与存在度减弱的反比关系及对进化论的修正

通过对比前生命物质的被动运动（如布朗运动，对应简单条件、高存在度）和生命物质的主动运动（能动性，对应复杂条件、低存在度），作者得出了一个关键的反向关系：在生物进化序列上，物种能动性的增强趋势，实际上表达了其存在度或内在生存度的减弱趋势。这直接批判了传统进化论中将能动性增强（如更强的捕食能力、适应能力）简单等同于“生存能力或适应性增高”的“表浅理解”。作者认为，“能力”、“适应性”这些概念本身是“浮泛的表象”，掩盖了生命在自然阶梯中存在度不断“递弱”的本质。这构成了“能动性之扩张趋势”。

5. “能动性”即“自由”及其与生存度的反比定律

作者将“能动性”的概念直接同义转化为“自由”，赋予“自由”一个深刻的自然哲学含义（而非仅仅是政治或伦理概念）。基于能动性与存在度成反比的结论，作者提出了一个（理想化的）定律：生物的自由度（主动选择、摆脱简单束缚的能力）与其生存度（内在稳定性、自足性）成反比。越“自由”（能动性越强），其内在的生存度（或存在度）就越低、越脆弱。

6. 自由化即残弱化：结构化代偿的必然性

作为上述反比定律的推论，作者指出，获得更大“自由度”的存在物（即“自由化了的存在物”），由于其本身就是“残弱化的现象形态”（自由是低存在度、高依赖性的表现），必然会陷入一种“动荡不宁的失位态势”（缺乏内在稳定性）。为了维持存在，这种增加了的“自由”（或能动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结构化组织”（如社会规范、法律制度、组织管理等）来进行代偿，以约束其动荡，提供稳定性。这暗示了自由与秩序之间深刻的、基于本体论的内在张力。

三、有何深刻

1. 对“自我”起源与本质的深刻界定

本章深刻地将哲学中重要的“自我”（Self）概念置于其物演框架下，指出“自我存态”（与自主、自为相关）并非存在的原初或高级形态，而是更根本的“无我存态”（与自在相关）的“弱化赓续”。这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本体论视角：自我意识和能动性是存在度降低、脱离原始自在状态后的一种衍生、补偿性的、可能更不稳定的存在方式，而非存在的顶点。

2. 尝试打通天道（物理）与人道（伦理）的深刻努力

作者将人类的“自私”与“无私”等伦理或心理现象，直接对应到其理论中的“自弱”（存在度降低）与“自残”（个体不完整、依赖整体）等宇宙演化法则的物性表达，并断言人与物的本性遵循“同一规定”。这种试图将人类伦理道德的根源直接追溯到最底层的物质演化规律，建立“天人合一”新解释的尝试，无论其结论是否可被完全接受，其追求彻底统一性的理论雄心和深刻性是毋庸置疑的。对朱熹等思想家的援引更凸显了这种沟通中国哲学传统的意图。

3. 能动性起源于“不得已”的代偿机制

本章对“能动性”（Agency）起源的解释极具深刻性。它认为能动性并非生命内在潜能的自然展现或“活力”的体现，而是当存在者面对过度膨胀的依赖条件和被动满足条件的机遇大大缩减时，不得不发展出来的代偿性反应。即，主动出击（“主动追寻条件”）是为了弥补被动生存（“被动遭遇条件”）概率过低的“缺陷”。这赋予了“能动性”一种深刻的、源于生存压力和存在困境的起源解释。

4. 颠覆传统进化观：能动性增强=存在度减弱

基于能动性的起源解释，本章提出了一个最核心也最具颠覆性的深刻论断：在生物进化中，物种能动性的增强趋势，恰恰反过来表达了其内在存在度或生存度的减弱趋势。这彻底颠覆了传统进化论中常常将更强能力、更高适应性视为“进步”或“优越”的观点。作者认为这些只是“浮泛的表象”，掩盖了生命在本体论层面不断“递弱”的本质。这一观点为理解进化方向和“适应”概念提供了全新的、深刻的批判性视角。

5. “自由”的自然哲学重释及其与生存度的反比关系

将“能动性”同义转化为“自由”，并首先在自然哲学层面探讨它，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理论操作。进而提出（理想化的）“自由度必与生物的生存度成反比”定律，深刻地揭示了“自由”（作为摆脱简单束缚、增加选择可能性的能力）与“生存度”（作为内在稳定性、自足性）之间可能存在的根本性张力。自由的获得，在本体论上可能意味着稳定性的丧失。

6. 基于本体论的自由与秩序（结构）辩证关系

最终，本章由“自由度与生存度成反比”以及“自由化正是残弱化的现象形态”推导出：越是“自由化”的存在物，由于其内在的不稳定（“动荡不宁的失位态势”），就越是需要外部的“结构化组织”来进行代偿。这为社会政治哲学中永恒的“自由与秩序”的辩证关系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本体论基础。它暗示，对结构和秩序的需求并非仅仅是社会契约或人为设计，而是根植于获得更大“自由”（能动性）的存在物自身内在的“残弱”本性。

四、有何批判

1. 对“自我”与“无我”关系的简化论述

将“自我存态”（与自为相关）简单定义为“无我存态”（与自在相关）的“弱化赓续”，可能过度简化了“自我”意识的复杂性与独特性。这种界定似乎未能充分探讨自我意识的涌现机制、其质的特殊性（如反思能力、主观体验等），而仅仅将其视为原始状态的一种线性“递弱”。这种连续性假设是否抹杀了可能存在的质的跃变？

2. 人道伦理与天道物理简单类比的风险

将人类的“自私”、“无私”直接等同于自然的“自弱”、“自残”，这种做法存在严重的还原论风险和范畴错误。伦理概念是在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意向背景下产生的规范性判断，将其直接对应于作者定义的、带有推测性的宇宙本体论倾向（自弱、自残），剥离了伦理的规范性和社会性维度。这种类比即使在《物演通论》体系内自洽，也极大地简化甚至可能歪曲了伦理现象的本质，其说服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其整个哲学体系的接受。

3. 能动性起源解释的单一性与潜在负面偏向

把“能动性”的起源完全归结为对“过度依赖”和“机遇减缩”的补偿性反应，可能忽略了能动性产生的其他潜在因素，如内在的探索欲、对环境机遇的主动利用、或者复杂系统自组织过程中产生的自发活动等。这种解释似乎只看到了问题驱动（负面驱动）的一面，而未能充分考虑可能存在的正面驱动因素，使得对能动性的理解可能不够全面。

4. 对进化论“适应性”概念的批判是否公允

作者将进化论中的“能力”、“适应性”判为“浮泛的表象”，并认为能动性增强反而代表“存在度/生存度”减弱。虽然其对“存在度”有独特定义，但这种论述可能与生物学中对“适应性”（fitness）的理解和衡量方式产生冲突。“适应性”在生物学中通常指个体或基因型在特定环境下生存和繁殖的相对成功率，这是一个可观察、可比较的概念。作者的“存在度”概念则更为抽象和形而上。直接用后者否定前者的意义，是否公允？是否忽视了生物体通过增强“能力”实实在在提高了其在特定生态位中生存繁衍几率的事实？这种批判依赖于对其自身“存在度”概念的绝对优先认可。

5. “自由”定义的狭窄化及其反比定律的依据

将“自由”直接等同于“能动性”（且是代偿性的能动性），这是一个非常狭窄的定义，忽略了哲学史上关于自由意志、理性自决、政治自由、免于强制等更丰富的内涵。基于此狭窄定义提出的“自由度与生存度成反比”定律，其普适性和实证依据何在？在某些情况下，更高的“自由度”（如行为灵活性、选择多样性）恰恰可能增强生存机会。该定律更像是作者理论体系内部的一个推论，而非得到普遍验证的法则。

6. 自由必然需要结构化代偿的论证强度

虽然自由与秩序（结构）之间存在张力是普遍认识，但本章将其论证为“自由化（残弱化）必然需要结构化组织来代偿其动荡不宁”，其间的必然性论证强度有待加强。结构化组织的产生除了“代偿不稳定性”外，是否还有其他更积极的动因（如提高协作效率、实现共同目标等）？将结构完全视为对自由（残弱）的“补偿”，是否低估了结构本身的生成性和正面功能？

7. 哲学思辨与经验证据的结合问题

与前几章类似，本章提出了许多宏大且深刻的哲学论断（天人同源新解、能动性起源、自由本质等），但这些论断更多地依赖于作者理论体系的内部逻辑自洽和哲学思辨，而较少提供具体的、可供检验的经验证据或与相关科学领域（伦理学、心理学、生物学、政治学）的深入对话。使得这些深刻的观点在说服力上打了折扣。

五、作者评价 (Jinspire手写)

精神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