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社会现象之渊源

一、原文

精深言之，“自为”或“自在”并不是某种存在形态，而是某种存在质态，或是同一种存在素质的自性演动。也就是说，自为并不是自为者独有的内性和样态，而是自在者之自在素质的展开。

因此，自在者亦有自为的属性，只是较为细微罢了；反之，自为者亦有自在的本性，而且正是这个深刻的自在性主宰着自为的样态。说到底，“自为”无非是自在者愈来愈不能“自在”而不得不有所“为”（或曰“有所作为”）的自然存在方式或自然存在质态而已。

【弗洛伊德对人性中之“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区分，以及荣格向“意识层”以下发掘“无意识”的支配性基础，就是最富有自为色彩的精神现象中追溯和分析其自在性本原的一种尝试。】

物的自为质态表达为物的感应状态和物的能动状态之增势，即表达为对自存条件愈来愈迫切的依赖和占有，而互为条件的依存关系和互为对象的感应机制是任何结构化状态必然发生的基础。

因此，从物理学的理论上讲，在宇宙爆发的初始瞬间，最简单的亚核结构及氢核结构就有可能出现，随着宇宙存在质态的演化，亦即随着所有存在者依赖条件的递增和感应性能的扩大，结构化的发展势在必行。

也就是说，“存在”表现为结构存在，“物性”表现为物性相关，这是近代物理学从牛顿式的绝对实体（绝对时空、绝对质量）向爱因斯坦式的相对存在（时空弯曲、质能互换）逐渐深化的客观规定，也是海德格尔哀叹人类的思想史从着实追询于本体论上的“存在”滑入面对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空壳”虚与周迅的根源所在。

这种自然意义上的结构化趋势具有某些规律性的特征：

首先，从原子结构层次上氢核聚变或重核裂变的释能状态，到分子结构层次上离子键能的平衡状态，再到生命结构乃至社会进化层次上的耗能日剧状态，系统结构的能量维系越来越艰巨（即符合整个宇宙演化的熵增和热寂趋势）；

其次，更重要的是，各层结构自下而上（亚原子粒子、由粒子演化而成的原子、由原子化合而成的分子、由分子编码而成的生命、由生命聚合而成的社会）依次呈现出内部构态的逐步分化，具体地说，即宇宙代偿进程的结构质态随着衍存条件量的增加而日趋繁复，随着依存感应性的扩张而日趋动摇；

前者使结构状态倾向于复杂和致密，后者使结构状态倾向于疏离和松动，二者相辅相成，推动着自然界的结构化衍存形态向日益令人目眩的脆弱高度挺进。

——是为结构化之繁复趋势。

待至生命物质的条件依赖和感应依存发展到非得借助于自主能动性的代偿方可实现之时，社会结构由以显形，它表明，物演分化和残化的进程业已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从而迫切需要更为庞大和更为复杂的结构形态予以整合。

实际上，社会的代偿性发生是与生物之问世同时肇始的，即社会的演进照例有一个从无结构状态向结构化状态嬗变的过程，且随着生物生存度趋于下倾，社会结构度相应上升，也就是说，生物的生存度与生物的社会度呈反比相关，这一定律势必贯彻始终，只不过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贯彻方式而已。

因此，如上所述，它一方面表达为社会结构的日益严谨和高密合趋势，另一方面又表达为社会行为的日益自由和高动荡倾向，从而提示生物的社会存在与生物的理化存在同样都是宇宙递弱代偿进程的自然产物。（本书之第三卷就是对此项论题的展开。）

二、解读

1. “自在”与“自为”的质态同一与演动关系

本章首先深化了对“自在”（Being-in-itself）与“自为”（Being-for-itself）关系的理解。作者强调，它们并非两种根本不同的存在形态，而是同一种“存在素质”在不同演化阶段呈现出的不同“存在质态”。“自为”状态是“自在”素质在存在度降低后的一种自然展开或延续（“弱化赓续”）。两者相互渗透：“自在者”也潜藏着细微的“自为”属性，“自为者”则被其深刻的“自在”本性所主宰。归根结底，“自为”是存在者因无法维持“自在”状态而不得不有所作为（“不得不有所‘为’”）的存在方式。作者还借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说明精神分析也是在“自为”现象中回溯其“自在”本源的尝试。

2. 结构化是依存与感应的必然结果

承接前文，物的“自为”质态表现为感应和能动状态的增强，即对生存条件更迫切的依赖和占有。本章由此推论：相互依存的关系（互为条件）和相互感应的机制是任何“结构化”状态得以发生的必然基础。因此，从宇宙诞生之初，随着存在者依赖条件的递增和感应性能的扩大（即“递弱代偿”过程），结构化的发展（从简单粒子到原子、分子、生命、社会）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势在必行”）。“存在”必然表现为“结构存在”，“物性”必然表现为“物性相关”。作者将此与物理学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发展以及海德格尔对现代哲学偏离“存在”本体的哀叹相联系，意在说明其理论的深刻性和对现代思想的解释力。

3. 结构演化的双重趋势：能量维艰与（繁复+动摇）

作者指出了自然界结构化趋势的两个主要特征：

• 能量维系日益艰难：从原子核反应的巨大释能，到化学键的相对平衡，再到生命和社会系统的高度耗能，维持结构所需的能量代价越来越大，符合宇宙整体的熵增趋势。

• 结构形态的内在矛盾（更重要）：从亚原子到社会，结构在自下而上的演化中呈现出日益复杂繁复（“日趋繁复”、“倾向于复杂和致密”，因条件量增加）与日益疏离动摇（“日趋动摇”、“倾向于疏离和松动”，因依存感应性扩张）这样一种相辅相成的双重趋势。这两方面共同推动着自然结构向着“日益令人目眩的脆弱高度”演进。这构成了“结构化之繁复趋势”。

4. 社会结构的起源：能动性引发的整合代偿

基于上述结构演化逻辑，作者阐述了社会结构的起源：当生命物质的条件依赖和感应依存发展到极其复杂，以至于必须借助“自主能动性”进行代偿才能维持生存时，“社会结构”就应运而生（“由以显形”）。社会结构的出现，标志着物质演化的“分化和残化”进程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迫切需要更为庞大和复杂的结构形态（即社会）来进行整合与补偿。

5. 生物生存度与社会度的反比定律

作者提出，社会的代偿性发生与生命的出现是同步开始的，社会也经历了从无结构到结构化的演变。核心观点是：随着生物体自身内在的生存度（可以理解为自足性、稳定性）趋于下降（“趋于下倾”），其对社会性结构（组织、规范、协作等）的依赖度，即“社会结构度”或“社会度”，就相应上升。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反比相关”关系，这一定律贯穿生物（尤其是人类）历史始终，只是表现方式不同。

6. 社会演化的悖论表现与物演归因

最后，作者指出这个“生存度与社会度反比”定律在社会现象中表现为一种悖论：一方面，社会结构朝着日益严谨、控制力增强、高度整合（“日益严谨和高密合”）的趋势发展，以补偿个体的脆弱和提供生存保障；另一方面，社会行为（或许指个体或群体层面）又表现出日益追求自由、更加活跃、更不稳定（“日益自由和高动荡”）的倾向，这正是个体“能动性”（自由）作为“残弱化”表现的持续。这种结构收紧与行为“松散”并存的矛盾现象，被统一归因于宇宙普遍的“递弱代偿”进程，表明社会存在与物理、化学、生物存在一样，都是这一根本法则的自然产物。

三、有何深刻

1. 对“自在”与“自为”关系的精妙阐释

本章深刻之处在于，它没有将“自在”（Being-in-itself）与“自为”（Being-for-itself）视为截然对立的两种状态，而是揭示了它们作为同一种“存在素质”在不同“存在质态”下的连续演动关系。“自为”是“自在”素质在存在度降低后的“展开”和“弱化赓续”，且仍受其深刻的“自在”本性主宰。这种既有联系又有演变（甚至“退化”）的辩证关系，为理解意识、能动性与其物质/自然基础的关联提供了一个既非彻底还原论也非神秘二元论的深刻视角。

2. 将结构化视为存在的必然命运与核心表现

将“结构化”视为相互依存和感应机制下的必然结果（“势在必行”），并将“存在”直接等同于“结构存在”，将“物性”等同于“物性相关”，这深刻地强调了一种彻底的关系实在论或结构实在论。它认为，脱离了关系和结构的孤立“存在”或“实体”（如牛顿式的绝对时空质）是不可思议的，现实本身就是一张由“递弱代偿”法则编织起来的、不断演化的结构之网。这与现代物理学（相对论、量子场论）和系统思想有深刻共鸣。

3. 揭示结构演化中“繁复”与“动摇”并存的悖论

本章深刻地洞察到结构化演进过程中一个核心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由于条件量增加，结构趋向于复杂、致密（“繁复”、“致密”）；另一方面，由于依存感应性扩张（依赖性增强），结构又趋向于疏离、松动、不稳定（“动摇”、“疏离”）。这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结构走向“令人目眩的脆弱高度”。这种对结构演化中“建构性”与“解构性”或“稳定性”与“脆弱性”同时增长的悖论性规律的揭示，极具深刻性。

4. 社会结构起源于个体能动性（脆弱性）的整合需求

将社会结构的起源直接归结为：当生命个体的“残弱”发展到必须依靠“自主能动性”进行代偿时，这种高度分化和个体化的状态必然要求一个更庞大、更复杂的结构（即社会）来进行整合与补偿。这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本体论必要性——它并非偶然的聚合，而是个体在“递弱代偿”链条上达到某种脆弱极限时，维持存在的必需的更高层级代偿形式。

5. “生物生存度与社会度反比”定律的提出

提出“生物的生存度与生物的社会度呈反比相关”这一定律，是本章一个极为深刻和大胆的创见。它试图用一个简洁的法则来概括个体（生物）的内在稳定性、自足性与其对社会结构依赖程度之间的根本消长关系。这为理解社会复杂性的增加与个体（某种意义上）的“弱化”或“异化”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本体论解释框架。

6. 以统一原理（递弱代偿）解释社会演化的内在矛盾

最后，本章深刻地运用“生存度与社会度反比”定律（归根结底是“递弱代偿”法则），来统一解释社会发展中看似矛盾的两种倾向：社会结构日益严密、控制增强（高社会度，补偿低生存度）与社会行为日益自由、动荡加剧（高能动性/自由度，本身即低生存度的表现）。这种将社会宏观结构与微观行为的矛盾统一于一个更深层本体论法则之下的尝试，展现了其理论试图贯通自然、生命与社会的巨大整合力与深刻性。

四、有何批判

1. 对“自在”与“自为”关系的界定模糊且简化

虽然本章试图阐明“自在”与“自为”是同一素质的不同质态，且后者是前者的“弱化赓续”，但这种关系的具体机制和“弱化”的衡量标准依然模糊。“自为”（涉及意识、能动性）的涌现是否仅仅是“自在”状态的线性弱化，还是包含了质的飞跃？将弗洛伊德、荣格理论作为佐证，更多是类比性的援引，而非严谨的论证。这种界定可能简化了意识和主体性产生的复杂性。

2. 结构化“必然性”论断的决定论色彩

将结构化视为相互依存和感应机制下的“必然发生的基础”和“势在必行”的结果，虽然强调了其普遍性，但也带有强烈的决定论色彩。这种观点是否低估了宇宙演化中的偶然性、随机性以及可能存在的非结构化或解构性路径？将物理学（牛顿到爱因斯坦）和哲学（海德格尔）的某些趋势作为佐证，也可能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历史叙事，未必能完全支撑结构化的绝对必然性。

3. 结构演化双重趋势描述的准确性与普遍性

描述结构演化同时趋向“繁复致密”和“疏离动摇”，并最终走向“脆弱高度”，这捕捉到了复杂系统的一些特征。但这种双重趋势是否适用于所有层级、所有阶段的结构演化？是否存在某些阶段或类型的结构演化以增强稳定性为主？将最终结局定格在“脆弱高度”，是否带有一定的悲观预设，而忽略了复杂结构可能演化出的新型韧性（resilience）机制？

4. 社会结构起源解释的生物/物理还原论风险

将社会结构的起源主要归结为对生命个体“能动性”（源于残弱）的“整合代偿”，这存在将复杂的社会现象过度简化、还原为生物乃至物理层面动因的风险。它可能忽略或贬低了文化、观念、权力、经济、历史偶然性等非生物性因素在社会形成和演化中的独立作用和重要性。社会不仅仅是生物性补偿的产物，更是具有自身独特逻辑和动力的系统。

5. “生存度与社会度反比”定律的实证困境

“生物生存度与生物社会度呈反比”这一定律，虽然在理论体系内看似自洽，但其核心概念“生存度”（内在稳定性/自足性）和“社会度”（社会结构化程度）都极其抽象，缺乏明确的、可操作的测量指标。这使得该“定律”难以进行实证检验或证伪。现实中，社会组织程度高的群体（如人类社会相对于早期猿人）是否必然意味着个体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度”更低？这与人类寿命延长、抵御自然风险能力增强等事实似乎存在矛盾（除非对“生存度”作极特殊的本体论定义）。

6. 对社会矛盾现象解释的充分性问题

用“递弱代偿”统一解释社会结构趋紧与社会行为趋于自由动荡这对矛盾，虽然展现了理论的整合力，但其解释深度和充分性值得怀疑。社会科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对这些现象有更具体、更细致、考虑更多变量（如阶级、制度、文化、技术等）的解释模型。本章的解释虽然提供了一个终极的本体论归因，但可能过于宏大和抽象，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和作用机制，难以有效指导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分析。

7. 与社会科学理论的脱节

本章在讨论社会现象起源和规律时，基本是在《物演通论》自身的框架内进行推演，很少或几乎没有与主流的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进行对话、比较或批判性吸收。这使得其关于社会的论述显得较为“悬空”，缺乏与相关学科知识体系的有效互动，降低了其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说服力。

五、作者评价 (Jinspire手写)

社会也是自然进程！